其次，全球经济发展分化。
另一方面，它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商品价格更加低廉，它使世界变得更加扁平，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对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讲，全球化是一个会激起超乎寻常的强烈情绪的话题，或许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家疆界的经济体系，它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去体味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真正感觉。正是世界不同地区存在比较优势的阶差，所以导致全球资本与产业不断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形成全球经济增长呈阶梯状或者雁阵模式依次发展，以及依次在发展与繁荣后陷入迷失与衰退的经济周期现象。
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反映了这种矛盾。资本向国外流动，产业向国外转移，意味着本国投资减少，一般产业增长停滞。中国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二波浪潮，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没有经济全球化，也就没有金砖国家的崛起，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者。目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全球资本的选择，而全球资本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以上这些因素，取决于资本在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如果我们认为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全球化创造财富的力量，特别是它快速提升贫穷国家进入现代化世界的力量，会让我们对它合掌激赞。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追求更富，投入在国外，不受本国市场与民主机制力量的约束，因而不能惠及本国人民，甚至带来产业发展停滞和下降，导致失业增加，扩大贫困群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前28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效率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而在2008年以后，无论是效率提高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大幅下降，资本投入成为了维系GDP增速的最大动力。这不仅在中国经济政策史上非常罕见，在世界增长史上也非常罕见，仅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南方周末经济板块的年度特刊"经济坐标"，聚焦这个或明或暗却真实影响中国的新的"局"。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的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引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换：自1979年到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是9.8%。但是在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赢"了GDP的情况下，剩下唯一的"输家"只能是企业收入：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仅为5.3%，大大"跑输"了GDP增速。
在统计数据更加完整的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8%。为什么中央政府在整体经济发展目标之外，要如此明确地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的政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背后的动力和保障机制又是什么？ "分蛋糕"背后的输家与赢家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国民生产总值（GDP）主要由三大收入购成：劳动所得（劳动者报酬）。在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赢"了GDP的情况下，剩下的"输家"只能是企业收入。而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概念。
而在为了保障居民收入增长，企业劳动力成本投入势必继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来为企业降低成本，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比如改变自己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企业用地成本剧增。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对企业提升市场经营效率和进行市场创新的举措给予更大的空间和支持。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蛋糕"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据白重恩测算，调整价格、税收等因素后，中国实质的平均投资净回报率在1993年是15.7%，而在2010年已降至5.1%。
在2012年底发布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施政目标之一。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引擎变成今天全靠资本投入维系的"独角戏"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的结构和由此带来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令人担忧，这正是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背后的深层原因
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个百分点。进入专题： 居民收入倍增 。而在市场需求上，也将从过去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拉动，转入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发掘。当经济增长引擎变成今天全靠资本投入维系的"独角戏"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的结构和由此带来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令人担忧，这正是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背后的深层原因。而在2008年以后，无论是效率提高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大幅下降，资本投入成为了维系GDP增速的最大动力。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分别增长9.6%和10.3%，同样跑赢了GDP增速。
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9%，同样超过GDP增长。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蛋糕"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
南方周末经济板块的年度特刊"经济坐标"，聚焦这个或明或暗却真实影响中国的新的"局"。在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赢"了GDP的情况下，剩下的"输家"只能是企业收入。
这一"蛋糕分配"的比重变化，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为了保障居民收入增长，企业劳动力成本投入势必继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来为企业降低成本，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比如改变自己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企业用地成本剧增。
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对企业提升市场经营效率和进行市场创新的举措给予更大的空间和支持。而政府所得部分，又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形式构成二次分配。比如资金成本、土地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市场准入成本等等。大幅减少各类市场准入审批制度，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等。
资本所得（企业利润）和政府所得（财政税收），这叫初次分配。这不仅在中国经济政策史上非常罕见，在世界增长史上也非常罕见，仅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这便令人不由得担心，这种以企业利润增长为代价的"居民收入增长"，究竟是否能够持续。过去的出口加工模式，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国际市场在金融风暴后的"再平衡"而面临巨大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挑战。
而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概念。据白重恩测算，调整价格、税收等因素后，中国实质的平均投资净回报率在1993年是15.7%，而在2010年已降至5.1%。
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而2008年到2011年则为9.7%--但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截然不同。本质而言，居民、企业和政府对"GDP"蛋糕的分享，可以不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少一口"的零和游戏，而是共同努力将蛋糕做大，才能真正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收益。 转型与"做大蛋糕" 几乎与十八大正式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同时，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下滑的趋势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在2013年GDP增长率可能约为7.2%的情况下，1－11月北京地区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分别达到10.2%和11.2%，超过GDP增长。
而在依靠大规模资本投入（主要是固定资产投入）拉动GDP增长的同时，投资回报率却出现了下滑。 【编者按】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局，未来十年的政经版图由此开启。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的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引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换：自1979年到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是9.8%。实际上，现阶段的企业经营成本，除了人力成本之外，还包括许多方面。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转型挑战，而政府必须通过改变自己来为他们创造条件。这意味着要维系GDP的稳定增长，所必须投入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严重侵蚀了居民收入增长，并进而造成消费萎缩。
